现在担忧较多的是，过高的成本会导致“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下降，形成资本“外逃”。其实，关于这一个问题不必过多担心——

  “中国制造”成本优势和投资环境依然很强，曹德旺本人也澄清过，他的玻璃制造不会离开中国。能够支撑更高的税费，反而说明中国制造的附加值相对较高。

  如果把工资考虑进来，就涉及到另一个已经上升到“体制”方面的观点，这也是曹德旺的“成本比较”引发的最大误解：

  美国是税收少、费用少、工资高，说明他们主要收入给了工人，这种经济更像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相比之下，中国的工资太低，收入被税收、地价、过路费等税费成本拿走了——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似乎更像“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离“以人为本”的距离更远。

  在澄清之前应承认，这种“误解”有一定的“合理”成份。但其“合理性”不是谁更像“社会主义”，而是提出了中美的“劳动报酬份额”问题。

  所谓“劳动报酬份额”就是劳动者收入在GDP中占的比重。美国的高工资低税收，意味着劳动报酬份额更高，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相对偏低。

  图1-2：日本（上）、美国（下）劳动报酬占总收入比重（1905-2009）

  资料来源：梁季：《劳动报酬占比的国际比较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45期。

  一般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报酬份额在60%左右。不独美国，日本等经济体也都类似。

  从中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同时，劳动报酬份额会逐步提高。李稻葵教授曾指出“在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般在65%到70%”（1）。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劳动报酬份额由低到高的阶段。劳动报酬份额的差距主要体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

  一句话，这首先是一个发展阶段问题，不涉及谁更像“社会主义”。当然，问题不仅由此，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还存在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中国劳动报酬份额走势的确不容乐观。

  如下图就是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走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也出现了劳动报酬份额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尤其令人堪忧的是，当前关于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的讨论，正在形成压制劳动报酬份额提高的社会舆论（我们留待下一段讨论）。

  参见：《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之“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其中1995、2004、2008和2014年数据未公布，以“插值法”取相邻两个年度平均值。

  简单总结两句：税收等费用高、工资低，并非中美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经济发展阶段使然。

  当然，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停滞不前也不是什么好事，如果长期得不到提高，收入分配差距得不到改善，步拉美等国后尘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也是有的。

  这反过来提醒我们，与曹德旺一起吐槽工资上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工资上涨的合理成份。

  企业家需要精打细算，工资涨得太快，有些不适应，或者有些意见，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社会舆论因此而否定工资上涨的合理性，甚至要求压制工资的提高，或不允许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就会走向问题的反面。

  当前反对工资增长的一种代表性声音就是认为，工资增速不应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即工资不能“跑过”劳动生产率。

  例如，樊纲教授认为：“劳动力成本的概念跟劳动工资有关系，但两者之间隔着劳动生产力。工资能大大的提升，但是如果生产力提高得更快，劳动力成本能够更好的降低”，“在任何一个收入水平上都可能掉入陷阱，因为任何一个收入水平上都也许会出现收入提高快于生产力提高的过程”（2）。

  楼继伟理事长也认为“有一条铁律，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即所谓劳动生产率指标是实际GDP与劳动总量的比率，即每单位劳动的产出水平。而工资水平则是每单位劳动的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比率，正是前文提到的“劳动报酬份额”（4）。

  因此，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正是劳动报酬份额提高的“实现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工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正是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将1990年的城镇居民工资、农民工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都取1，计算三者的指数水平，从而观察其增长速度。

  详细数据来源参见：《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通过上述数据显而易见，2008年之前，工资上涨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与之对应的正是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阶段。

  我国要避免步拉美等国的后尘，校正治理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应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允许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

  当然，这个变化过程也应是一个中长期的调整过程，考虑曹德旺等实业家的忠告，避免工资在短期内“爆发式”上涨。（其实结合图3和图4显而易见，这种“爆发”也有之前工资长期走低积蓄下的“补涨”压力。）

  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我们的工资不能再涨，或者增速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就可能会走向问题的反面。

  中国的“高税费、低工资”将逐步走向“降税费、涨工资”的道路，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

  同时应防止造成储蓄积累率的过快下降，维护中国“高增长”的体制基础，避免进入美国的“低积累低增长”困境。

  中国需要更加警示的是“去工业化”和“金融化”趋势——没有制造业，任何经济体都难以实现高增长。

  相比之下，美国实现“增长提速”和“制造业回归”却面临积累不足的瓶颈，提高税费加大积累又会拉高其制造业成本——这是一种无解的“两难状态”。

  (1)李稻葵：《理性看待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上海经济》，2010年第10期。

  (2)樊纲：《中等收入陷阱迷思》，《中国流通经济》，2014年第5期。这里的“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相一致——引者注。

  (3)楼继伟：《中快速地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2015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

  (4)详细的公式推导可参见：《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政治经济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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