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我们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新形势下，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构建依规治党制度规范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更深层次看，这体现于政治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优势之源。

  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上下贯通的法规体系，是党的严密组织体系的法治保障。组织内部设定的党内法规条款，规定了党组织或党员应当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从而对相关党务关系进行了对应调整，对相关规范对象提供了行为指引。

  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之所以能够将9670多万名党员和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有机整合成为党章中所说的“统一整体”，实现如所言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的党内组织格局，没有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不可想象的，也是难以实现的。这也正是中国在政治动员、国家安全、抗震救灾、疫情防控等重大事件上“组织严密”远胜西方国家政党的关键所在。

  中国自成立以来，就格外的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纲领》，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党章性质的党内法规。此纲领虽然只有15条，但已经初步涉及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等内容。党的二大党章，首次设立了“纪律”的专章。此后，历次党章都基本保留了这种文本的设置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创造了不少法规制定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曲折中发展，一批重要党内法规出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开始全面恢复和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迎来了全面加速发展，党内法规制定力度之大、出台数量之多、制度权威之高、治理效能之好都前所未有，党的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得以形成。

  总结百年依规治党历程，“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并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而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慢慢地发展形成的。客观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上更多的集中在逐一解决一些重点、难点和关键点上党的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名称庞杂、零散性强、衔接性不强等特点，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党内法规在“体系化”这一问题上的突出表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全面加速发展，从顶层设计统筹维护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的协调统一，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习指出，高水平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也要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截至2021年7月1日，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615部，包括党章1部，准则3部，条例43部，规定850部，办法2034部，规则75部，细则609部，呈现出一幅以党章为根本，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群”为支脉的制度图景，一个“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业已形成。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采用“1+ 4”的基本框架。所谓“1”是指《中国章程》，这是“党的根本”，规定的是党的性质宗旨、党员义务权利、党的组织制度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所谓“4”是按照规范“主体、行为、监督”的制度逻辑展开的4大制度板块，即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其中，党的组织法规制度重点规范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以及党的纪检机关等“主体”产生和职责等问题。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和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重点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行为”，从一外一内两个方向形成制度链条。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重点规范监督、考核、奖惩、机关运行等“监督保障”事务。

  实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要求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进到“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更高目标，切实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更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全覆盖，进一步补齐制度短板。真正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要求党内法规在“体系化”程度上实现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全部覆盖，对所有重要党务关系的全面调整，对各级党组织的活动和广大党员的行为的全程规范。从当前情况看，现有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同要素间仍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的“不衔接不配套不协调”问题。从“比较完善”到“完善”，首要的就是推动制度建设，进一步补齐制度短板，把缺位的法规制度尽快补上来。

  提质量，强化法规内容的质量。真正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要求各项党内法规内容之间实现有机统一，质量过硬。不同位阶的党内法规制度要上下配套、层次分明，不能相抵触；不相同的领域的党内法规制度要左右联动、各安其位，不能相交叉；不同时期的党内法规制度要前后衔接、施行有序，不能相矛盾。具体的党内法规条款的制定、修改要充分借鉴有关“立法”技术，讲究纪言纪语，防止制度虚化和制度空转。

  重执行，在执行实践中检验优化。要坚持制定和实施并重。一方面，通过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倒逼规范对象进一步学规、用规、守规，提高制度权威，实现制度意图；另一方面，通过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动态验证现有制度体系的周延状态，从而针对性地来优化整合，进一步夯实制度体系，切实发挥制度体系的系统集成优势。（杨在平）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